世间有些事情也真是巧得出奇。巧，在佛家看来，也就是缘了。人有人缘，书也有书缘，人与书的机缘凑在一处，也就有了故事——两本书同名《东方既白》的故事，即属此类。

这两本同名异作的《东方既白》，一本出版于1993年6月，是我的艺术论文集，我还给它加了一个副题《华夏艺术：回顾·比较·反思·展望》，出版者是天津杨柳青画社;另一本出版于一年以后，也就是1994年6月，作者是著名美学大师王朝闻先生，这也是一本艺术论文集，出版者是重庆出版社。两本谈艺术的书，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选用了同样的书名，这本身就已经够巧了，更有趣的是，我和王老之所以选用这个书名，又都是源自同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理念，或者说是受到同一位艺术家的启发——他，就是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

关于我这本《东方既白》的书名之来源，我曾在该书的序言里作过一段专门的说明：“书中贯穿着我的一个强烈信念，那就是‘未来的21世纪一定是东方艺术崛起的世纪’。正是为了体现这一信念，我才将本书定名为《东方既白》。书名的题字出自已故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的手笔，在这幅题字的原件上，可染先生还特意加了一段跋语：‘人谓中国文化传统已至末路，而我预见东方文艺复兴曙光。因借东坡《赤壁赋》末句四字，书此存证。’这段警语，不啻是对本书主旨的画龙点睛。”

说到这幅书法作品，本是可染先生题赠给他的得意门生范曾先生的，我曾在范曾先生处看到过原件，一横一竖写了两幅。当时我就被可染先生的那段跋语深深震撼了。因此，当我的书稿编辑完成，编辑与我商量书名时，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就叫《东方既白》!”编辑当即认可。不过，如果要使用可染先生的手书字体，必先征得原件持有者范曾先生的同意，而当时范曾先生正在法国旅居，我岂敢贸然使用?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范曾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许可。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十几天后，一封发自巴黎的来信寄到我家，里边不但有范曾先生的亲笔回信，慨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还随信寄来了可染先生原件的两张复印件。我的一本小书的书名，竟然凝聚了两位艺术大师的翰墨因缘，这实在是我的荣幸。一年以后，范曾先生回到国内，我向他当面致谢。他又把一个篆刻家专门为他刻制的“东方既白”印章转赠给我，而那印章上面的字体，依然是可染先生的手书。

王朝闻先生的《东方既白》一书，是我在深圳购得的。翻阅一过，发现他的书名直接取自他书中的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又恰巧是他为《李可染书画全集》所撰写的序言。文中刚好也有一段对“东方既白”渊源所自的阐述：“借苏东坡《赤壁赋》里那句‘不知东方之既白’，以‘东方既白’四字为章印，表现李可染对中国画前途的乐观估计。他的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还表现在1987年的谈话里：‘当前西方文化虽有席卷世界之势，我坚信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与之抗衡。’”由此可见，我与王老在选取书名时，都是以李可染先生的艺术理想为归依的，我们与李可染先生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1999年4月28日，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王朝闻集》的首发式，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王朝闻先生。那次见面虽没有与王老深谈，但却有缘结识了《王朝闻集》的特约编辑崔自默。我把自己的那本《东方既白》赠送给自默兄，他一见书，既惊且喜，当即提议：“你与王老互赠一册，如何?”我当然同意。三个月之后，我为拍摄一部电视片的事情再次来京，终于有机会与自默兄一同拜望王老。那天天气很热，王老只穿着一件背心，正在伏案写作。我们的到来，使老人家得到了小憩的机会。我把自己的那本《东方既白》赠送给王老，老人家一看到这本与自己的著作同名的书，不禁笑逐颜开，连声说：“太巧了，太巧了!”他简单地翻阅了一下我的书，笑道：“我们俩的书，看法基本一致，都是源自李可染先生的观点，咱们看来就不用吵架了!”王老的幽默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然后，王老便在他的那本《东方既白》的扉页上，题写了一段长跋，文曰：“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无巧不成书，侯军君出版一本论美术的书，名为东方既白，与我的一篇文章和一书名不约而同。‘东方既白’一语出自苏轼的《赤壁赋》，画家李可染也爱此语，亦巧。”

于是，这本《东方既白》就成了我收藏的签名本中的珍品。（侯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