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照理说，会见香港的名人，深圳是个近水楼台。可是，我来深圳的前十年，去过香港无数次，却一直与金庸先生缘吝一面。这大约是因为这些年来，金大侠退隐江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缘故吧。

我第一次见到金大侠完全是无意中事。那是在2004年新春时节，我应邀去香港天地图书参加一本新书的首发式，天地图书的副总编辑孙立川先生正是该书的译者。那天去的人很多，把天地图书本来并不宽敞的营业大厅塞得满满的。我正在跟孙先生寒暄，忽然发现人群有些骚动，孙先生说：“可能是金庸先生来了!”随即迎了过去。我定睛一看，来者正是金大侠。那些书迷们已经把老人家团团围住了，孙立川好不容易才把他“解救”出来，请上了主宾席。

仪式很简洁，几位主宾先后致辞，金大侠的发言非常简练，但很到位。仪式结束之后，孙先生把我引荐给金庸先生，我连忙上前与金庸先生握手，向他表达了一个老书迷的敬意。金大侠谦和地笑着说，现在老了，写不出新书了，只能对过去的东西修修补补啦!孙先生介绍说，金庸先生新修订的系列作品大字本，刚刚上市就很受欢迎。金庸先生问道：“你们这里都有么?”孙先生说有啊有啊，当即把金庸先生引到书架前请他观看。我当即取下两套书，一为《书剑恩仇录》，一为《射雕英雄传》，请金庸先生签名留念。金庸先生慨然应允，前者签给了我，后者则请他签给了小女侯悦斯。我告诉金庸先生，小女看了根据这本名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非常着迷，一直希望为她买一本原著来读。这次，不但买到了原著，还得到了您的亲笔签名，她一定会喜出望外的。金庸先生笑着说，这个版本是大字本。我曾经看到报纸上有报道说，有些小孩子看我的书太着迷，白天黑夜连着看，把眼睛看坏了，我就想这不太好，就搞了这种大字版。小孩子看不费眼，上了年纪的读者，读起来也不那么费劲了。

这次与金庸先生的不期而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金大侠身上似乎全然没有书中所写的那种大侠风采，反倒是充溢着一种儒雅澹定的文人气息，尤其是那种谦和的微笑，令人感觉面对的是一位满腹经纶的蔼然长者。

一年以后，我有一个机缘再到香港去拜望金大侠，会见的地点是港岛北角金庸先生的办公室。这次是公事，事先已经约好，会见的过程也多了些程式化因素。不过，金庸先生微笑依然儒雅依然澹定依然。这次拜访主要是听金庸先生谈读书，一方面谈他对大众读书的看法，另一方面也谈到他去英国剑桥读书的感受。他说自己八十岁了，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就是要去剑桥读博。人家说，你没有同等学力，要先读硕士，再读博士。我说，那就先读硕士吧!那一次，我在深圳演讲时就对青年学生说，读书是很快乐的事情，我都八十岁了，还要去读书，你们这么年轻，更应该珍惜读书时光啊!一边听着金庸先生娓娓而谈，我一边环顾金庸先生的书房，满满当当的几面墙全是书柜，上面摆满了中英文书籍，很多书都已纸页泛黄，可以想见已被金大侠摩挲翻阅多年了。

就在那次会见中，金庸先生答应在年底来深圳，出席读书月的一次关于历史与小说的专题对话，与他对话的则是内地历史小说家二月河。说起来，这件事还颇有一些因缘——本来深圳是想请二月河来做一场演讲的，可他却提出一个“额外”要求，想借此次南下深圳的机会，见一见久仰的“金大侠”。因此，我们此番赴港拜望金大侠，也是想促成这两位小说大师的“深圳相会”。谁知“金大侠”听说这番原委之后却淡淡一笑，面露几分狡诘地反问了一句：“你们知道二月河为什么叫二月河么?”大家闻言不免一愣。金庸先生不紧不慢地揭开了“谜底”：“黄河的冰凌每到二月就开化了，二月河的本名叫凌解放，冰凌解放了，不就是二月河么?”大家恍然大悟，进而感到惊异：想不到金庸先生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同行，竟然如此知根知底。金庸先生笑道：“上次二月河先生来香港，我就想请他吃饭，可他匆匆忙忙走了。这次正好可以在深圳会面!”

对话会开幕那天，我去贵宾室拜见金庸先生，金庸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我，还拉着我的手聊了好半天。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金庸先生。略有遗憾的是，这次见面，虽然时间更充裕，话题也更深入，却因为周围人多，总是心存顾虑，不便请金大侠在他的新书上签名——试想，一旦我开了这个头，众人必然会一拥而上，年过八旬的金大侠想“突围”都难了。这么一想，只好作罢。（侯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