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云端 读懂《永乐大典》鲜为人知的趣知识

2021-08-20 16:03:30来源:四川在线编辑:王向华

四川在线记者 边钰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有“最大的百科全书”之称。它内容宏富,卷帙浩繁,版式精美,又命途多舛,屡遭浩劫。

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近期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并联合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巡展。四川省图书馆积极响应,将展览搬到线上,让公众一睹这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

据了解,展览分为“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五个单元,系统讲述《永乐大典》的编纂经过、典籍内涵、版式外观、聚散流变、辑佚影印,向公众展示《永乐大典》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旷世宏编

1403年,明成祖朱棣称帝第一年。为了消弭“靖难之役”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朱棣下令编纂一部大书,意图用文化笼络人心。这部编纂的大书就是后来流芳百世的类书——《永乐大典》。该全书共22,937卷,3.7亿字,装成11095册,集天文、地理、阴阳、医药、科技等类,涵盖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知识财富。

这部全书体量巨大,即使每天看一册,也需要花30年时间。此外,目前已知的宋元善本书,在世界范围内约4000部,而《永乐大典》所收之书达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后来已经失传的先秦至明初的秘籍史料,历史价值、文献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在省图书馆,除了可以线上看展,还可以看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翻阅开来,其版式精美,书写秀丽,堪称中国典籍之典范。

省图书馆古籍部钟文介绍,这部大典背后,还有不少历史名人的身影,“《永乐大典》由解缙、姚广孝等参与编修,人数多达2000多人。”永乐六年编写完毕后,皇帝朱棣亲赐书名《永乐大典》,并撰序言以记其事。这一部就是“永乐正本”。嘉靖帝继位之后,怕大典损坏,又命人重新抄录了一部,这一版本,被后世称为“嘉靖副本”。因体量巨大,除这两部外,《永乐大典》并没有其余的刊印、抄写本,可见其弥足珍贵。

《永乐大典》的编撰有着严格的制度,即使在重录中,这样的严格也仍未改变。钟文介绍,《永乐大典》的重录,以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徐时行、王希烈、张四维等。参与人员各施其责,秩序井然。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为此吏部和礼部还专门组织“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缮写人员负责抄写誊录。为保证重录工作顺利进行,当时还配备了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纸匠,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笔,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付书写人员“月米”,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

此外,重录副本还有严格的“KPI”考核,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暮出,每次领取大典正本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他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叶,完全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如有差错,必须重写,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还要“罪坐各官”。每册大典重录完后,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以示各人职责。

命运多舛 

不过,这本大典命运多舛。《永乐大典》最初收藏在南京,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随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存放于皇宫。岂料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皇宫大火。嘉靖皇帝一夜连下数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才逃过一场浩劫。后来,嘉靖皇帝决心重新抄录一部,以备不测。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秋,重录工作启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副本抄录完成。不过,此后《永乐大典》正本却不知所踪,至今仍无人知晓。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全都是副本,清雍正之后一直保存于翰林院中。

咸丰十年(公元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惨遭浩劫,部分毁于战火,部分被抢。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时,存本已不到5000册。光绪二十年,只剩下800余册。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残存的《永乐大典》再次遭遇浩劫。到京师图书馆接收《永乐大典》时,到馆的存本仅有60余册了。

如今,距离《永乐大典》编纂已过去600多年,其流散、被损的历史也有200多年。回望来看,这部旷世宏典的编纂寄托了太平盛世的理想,也见证了大明盛世的辉煌,其后的失散、飘零又与当时国家危难、风雨飘摇紧密相关。这让人多少有点唏嘘。

正本成谜

除了多舛的命运,《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向也一直吸引着不少人的关注。展览中也对这部分进行了介绍。

众所周知,正本自永乐六年(公元1408)编修完成后,《永乐大典》一直深藏禁中秘府。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大典的记录。隆庆元年(公元1567),《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也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

正本究竟去向何处?世人有四种猜测:或陪葬嘉靖帝,或在明万历年间焚毁,或在明末毁于北京,或藏于皇史宬夹壁。

其中,占据主流的说法是或陪葬嘉靖帝。钟文介绍,嘉靖帝非常喜爱《永乐大典》,常置一帙于案头,“按韵索览”,并下令重录副本巧合的是,副本录入完毕的时间与嘉靖帝下葬的日期相隔不远,“所以有当代学者推测,正本可能被陪葬于嘉靖帝之永陵。”这样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嘉靖皇帝沉溺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其次,当时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当时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抄写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而嘉靖则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以备不虞”,必须加紧完成。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刚完毕,隆庆帝就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并重赏抄录的众臣。也就是从此时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然到目前为止,此说尚未在明清史料中发现任何文字证据。

另一种占据主流的说法是在明末火灾中被毁。1644年,李自成于山海关败归,下令撤出北京,并烧毁皇宫,仅武英殿幸存,故《永乐大典》正本若存放于皇宫之中,应未能幸免于战火。清人法式善也持此说,并在《存素堂文续集》中称大典“相传为李自成所摧残”。

辑佚古籍

作为类书,《永乐大典》对于后世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保存了大量已经亡佚的古籍。《永乐大典》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讫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薮”。时光荏苒,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明万历年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不存一”;清康熙间徐乾学修《一统志》时所存更是“寥寥无几”。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同时期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类书《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当时有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被“打捞”出来。

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重录《永乐大典》时,张四维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二书。《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宋以来诸公案牍判语,分类编次。现有南宋刻本(残本)和张四维从《永乐大典》中出的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盛时选刻蓝印本传世。

《旧五代史》于北宋初年编纂,清代前期已完全失传,乾隆年间的进士邵晋涵依靠《永乐大典》“得十之八九”。随后,他又旁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数十种书籍,哀然成编,共一百五十卷,使《旧五代史》散而复聚。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刊印殿本,成为正史“二十四史”之一。

之后,从《大典》中“打捞”古籍的工作一直持续。例如,曾在国家图书馆任职的缪荃孙辑出《曾公遗录三卷》《明永乐顺天府志》等,赵万里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2004年,张忱石与几位学者共同编纂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出版,辑录了《大典》中失传的不少方志,共900余种,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张忱石还辑录了几本有趣的民间著作,比如宋代启蒙读物《金璧故事》,专门记录历代典故,后来放入《蒙学集成》中出版;以及元代的《净发须知》,是民间知识分子记录的关于理发的趣事。

(国家典籍博物馆、钟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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