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最近一批如日中天、星光灿灿，拥有无数青年粉丝的偶像级“流量明星”，接连如雪崩般形象崩塌，吴亦凡涉嫌强奸，霍尊丑闻缠身退出演艺圈，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田蕤因强制猥亵获刑……种种乱象让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诚如《红楼梦》描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偶像崇拜是人类古老文化传统。最早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崇拜。中国远古神话、希腊神话、荷马史诗都可以看到人类对于引导人类走出蒙昧黑暗和苦难的英雄的精神膜拜。进入现代社会，电影、戏剧和流行文化等这些大众娱乐方式成为公众文化消费的主体，并且借助大众传媒巨大的扩散能力，使粉丝追星成为区别于精英文化的亚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受众行为之一，是现代网络传播的特殊文化现象。

“饭圈”是以明星为核心，并与之密切互动的粉丝群体。虽然它是粉丝圈的某种简称，但它已不同于印刷传播时代、电视传播时代，甚至电脑微博时代的粉丝追星。此前的粉丝追星并不影响影星、歌星等明星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艺术发展，他们依然沿着自己的艺术轨道运行。但手机终端传播具有的无障碍、低成本、高流量、非理性等特点，使“饭圈”文化带有了粉丝与明星、粉丝与粉丝之间的高粘连性，互相深度嵌入，彼此塑造，使某些明星的卑劣行迹和不健康的价值观像脱缰野马，毫无阻挡地影响甚至践踏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必须从现代传播和文化现象学的视角去透视，从社会综合系统治理，去打破“饭圈”文化的逆向封闭的负循环，使之成为开放的开阔的良性循环的文化受众载体。

首先是理念上为“颜值至上论”祛魅。所谓“颜值即正义”一说源自日本并蔓延开来。偶像的大众崇拜是人类从众心理的集中体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问世后，欧洲很多女性一度以穿着安娜的那套黑色衣裙装束引以为时尚。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明星，尤其是今天的“流量明星”，具有特别的社会价值。是时代造就了明星，明星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和时代提供的宽松活跃的文化环境成就了他们的荣耀和星光。特别是“流量明星”要清晰认识到，作为一呼百应的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对于粉丝审美趣味和人生价值可能有着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深刻而潜在的引导作用。如何以自己的艺术和生命、生活型态，承担满足广大粉丝的艺术和精神期待？信息时代的明星，必须承担起回馈时代的更为重大的影响公众的社会责任。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更何况在文艺这个可以产生名利的场域，突如其来的喝彩和辉煌，很容易迷失自我。无尽的诱惑像铺着鲜花的陷阱吸引着明星们。30岁的吴亦凡是15个品牌的代言人，代言产品跨度从一线高奢品牌、高档轿车、名贵化妆品，到大众食品、微信视频等。张哲瀚代言26个商务项目。“流量明星”面对如此巨大诱惑确实需要时时警惕自己走向反面，加强自身的价值建设和人格定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颜值不是人生和艺术的一切，更不是美的所有。颜值至上的谬误在于它既没有艺术史的史实，也没有美学理论的学理支撑。事实上，今天有不少当红的明星依仗着粉丝和流量，浪得虚名。他们有的毫无演技和艺术修养，光凭颜值在文艺界滥竽充数，拍戏靠替身，台词借配音，近景用抠图，忘记了自己的来路。最后如流星划过夜空，甚至急剧堕入人生的深渊，无法自拔。如何在艺术中实现人格的升华、灵魂的净化，值得一夜蹿红的年轻明星们深思。建党百年之际，我们的文艺界出现了电视剧《山海情》《觉醒年代》、歌剧《沂蒙山》、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豫剧《焦裕禄》、话剧《深海》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剧组的演员们在演出和拍摄中，以发自内心的真诚演绎，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观众称赞《山海情》“全员放弃颜值管理”，黄轩、黄觉脸上被北方风沙刮出粗糙的红晕，一改“文艺范”，演出了年代的粗粝和荒凉。他们埋头艺术，精益求精，在艺术中汲取真善美的向上的精神力量。《觉醒年代》李大钊的扮演者张桐敞开自己的灵魂，迎接另一个灵魂李大钊的到来。侯京健把扮演毛泽东看成自己人生的另外一种成长。上海歌舞团两位主演，朱洁静从舞剧《天边的红云》到《永不消逝的电波电波》不断接受信仰的洗礼，王佳俊在扮演李侠的日子里光荣入党。形象俊美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在《原野》《窝头会馆》中出演软弱窝囊的焦大星和棺材里爬进爬出的一身酸腐味的古月宗。只有颜值和价值统一，才是一个艺术家必须有的完整的美。我亲眼看到，为藏族孩子们导演《哈姆雷特》后，濮存昕看着演员们，那道慈爱的目光像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风掠过漫山遍野的格桑花。为了那一刻，他花了四年的时间。潜心创作，如痴如醉，精雕细琢，真正的艺术家在塑造一个个充满真善美的戏剧人物中，永葆自己阳光、俊朗、向上、健康的人格形象和力量。

颜值和价值的统一是艺术美好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艺术家的价值，不仅是艺术价值，同时是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特别是对人伦、道德坚守和家国情怀等方面有引领意义。梅兰芳先生和程砚秋先生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危难时刻，一个蓄须明志，一个归乡务农。他们用实际行动为“为人”和“为艺”树立标杆。艺术家人才难得。已经有许多有才华有颜值的年轻艺术家，被毫无艺术史依据的“颜值论”毁掉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年轻的明星们要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他们的私德实际上也是公德，影响着“饭圈”里那些忠实粉丝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这是文艺工作者永远要思考和坚守的。

粉丝是“饭圈”文化最重要的受众构成。据了解，粉丝以24岁以下的青年为主体。他们正处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尚缺乏对世界和人生相对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时常带有本能驱动的盲目和非理性，易被明星的行为举止打扮所影响，群起而仿效。吴某凡涉嫌强奸后，网络上竟有不少铁粉以“自残”“移民”为口号，甚至出现攻击相关网站，扬言“劫狱救哥哥”“献出身体救哥哥”的近乎殉道者的狂热反应。但同时他们借助网络，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使偶像取悦粉丝，从而对偶像产生制约作用。这些乱象需要整治也值得深思。

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反思，粉丝的非理性需要社会引导。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和人生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就是对于真善美、假丑恶的辨别能力的教育，就是健康健全的人格和素质教育。其实审美教育，不仅关乎艺术和美，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下审美教育中一定程度上缺少从教材到教师，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完整而具有有效性的审美教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广泛参与，长时段才能完成的艰苦事业。

而“饭圈”乱象的背后，我们不难看见资本运作的无形之手，即明星经纪公司借助网络平台，以及微信、微博，特别是手机终端等现代传媒，为套牢自己签约的高颜值高流量高人气明星而不惜重金不择手段，以巨大投入在幕后组织、运作，从而获取人气、资金的高额回报。所以，从表面看是“流量明星”面对着粉丝的裹挟，而其背后则是利益驱动的资本裹挟。他们唯利是图，而且名利双收。布尔迪厄早些年在谈到电视的另一面时特别指出，其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它可以制造显示，控制受众对事物的理解，并达到特定的目标。而现在的经纪公司和网站，与当年电视相比，无论受众之广、传播之快，还是影响之大，已经远超电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流量明星”的“造星”过程中，经纪公司、有关网站等往往呼风唤雨，追逐利益，而忘记应该努力把好输出端的质量，力求把德艺双馨的年轻艺术家推介到广大粉丝中去，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的社会责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是文艺的第一追求。同时，文艺批评不能缺席，不能失声，不能唯唯诺诺做“老好人”，更不能做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激浊扬清，为明星、粉丝和文艺创作提供辨别美丑良莠的罗盘和路标。

总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艺术家、明星、粉丝、经纪公司、网站等以及教育界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为文艺的健康繁荣，打造一片天朗气清的文艺生态。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原载《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