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康

我的小学生涯是在一个乡小度过的。学校不大，老师不多，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两位唐姓的老师。一位是男性，教我们高年级的语文与体育；一位是女性，教算术与音乐。

男唐老师那个时候是个中年人，有一张堂堂正正的国字脸，向后梳理的大背头一丝不苟，络腮胡因天天刮使脸皮总是呈铁青色，平添一种让人生畏的威严。

其时，上语文课大多是读报纸学社论，十分枯燥乏味。唐老师总是会费尽心机在其中找出文章章法与文学元素，尽可能多地在语法修辞、写作手法、历史知识等方面让我们多学点东西。后来，他又收集了30余首毛主席诗词，拿到课堂上，凭自己的精确理解和渊博知识，进行条分缕析地讲解，极大地缓解我们求知的“饥渴”，也给了我最早的诗歌启蒙。

学校在涪江边上，一片坝子延伸至江心。唐老师曾在秋天带我们到坝上，体验“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意境；学校后面是一座高山，他多次引领我们登上山顶，寻找“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下大雨，同学们一路泥泞到校，他信口吟道“乌蒙磅礴走泥丸”；有雁群从学校上空排过，鸣声传来，先生停下课，让我们走出教室，去“望断南飞雁”……

一个下雪的冬日，天寒地冻，我们坐在教室里冷得搓手顿足。唐老师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奋笔大书：“梅花欢喜满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然后，拿黄色粉笔画出梅花枝干，以红色粉笔点出梅花，再用白色粉笔敷以白雪。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全然忘记了寒冷。那是多么精彩的教学场景啊！就这样，在他渲染出的毛泽东诗词红色意境中，我走过了迷茫，徘徊、苦闷的少年时光。

唐老师自己也写诗，居然还为我写过一首：“黑不溜秋小二郎，敢把电影改诗行，幼苗若得勤浇水，他日定可登文场”。他的诗大多是这样即兴而为，顺口而出。这诗说的是我小时候皮肤黑，且排行老二。一次写作文，我不知写啥好，居然把刚看过的一部电影改成了顺口溜，写满了整整一个作业本，在校内成为一时之笑谈。唐老师却以诗记之并鼓励有加，让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也让我在他所说的“文场”坚持不懈地“登”下去。

女唐老师于我而言除了师生关系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母子关系。但她规定我在学校里任何时候都不能叫她妈妈而只能叫老师，以至于多年后，我有时还习惯性地叫她唐老师。她认为，我首先是她的学生——和其他学生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管教得更严格甚至苛刻。尽管我也算品学兼优，但年年评三好学生都没有我的份。这让我愤愤不平，觉得她偏心。其实，除了名誉与奖励，偏心的还有生活。有那住家偏远的同学，时常会被母亲留下来一起吃饭，定量了的饭菜往往让我只能吃个半饱，而我的某件衣服某双鞋子，不知不觉就穿在某个同学的身上和脚上。冬天，教室窗户没有玻璃，寒风直接刮进来，同学们冷得瑟瑟发抖。母亲便命我每天一大早起床，把床上的床单、枕巾都扯下来，用图钉在窗框上挡风，下午放学后再取下来铺在床上。这成了我一段时间必修的日课，或者说是“课外作业”。

几十年来，母亲一直把我当学生对待，经常耳提面命地教诲。前些年她玩起了微信，成了给我发信息最多的“圈友”，信息包罗万象，但最多的还是“鸡汤文”。我对“鸡汤”没有兴趣甚至还有些反感，但唐老师发来的还是要打开看看，其中不少是她总结的教育理念与人生感悟，原汁原味，凸显教化功能。尽管文字平淡道理浅显，但我都送要给她一串翘起的大拇指。

为此，我眼前就经常浮现这样的情景——夜深人静时，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戴着老花眼镜，在小小的手机显示屏上，缓慢地一字一句输入她的思想，表达她的情绪。她，时而微笑，时而沉思，时而老泪长流，时而闭目叹息……

前不久回了一次老家，得知母亲原创的鸡汤文字，居然是为我和与她仍有联系的学生们定制的，从未在朋友圈里群发过，这让我有了吃小灶的感觉。我终于明白，素来节俭的母亲是为了我们这些学生才停用了“老年手机”而买了智能手机，才学会编发微信，以便进行远程的延续教育。

男唐老师前些年过世，病重时母亲去探望他。他说，读了我写的几本书，很是骄傲，此生好歹培养出了一个诗人、作家。他还托母亲把他的一本诗集转送我，诗集是他早年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自己装订的，虽然很粗糙很简陋，但我仍奉为至宝精心收藏，那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女唐老师健康地生活在晚年里，作为县里的第一个小学特级教师，她精心整理出版了一本名为“芬芳”的个人文集，收入了前面说的“鸡汤”，还有教学论文以及与学生的若干通信。她这本书比我的任何一本书印数都大，发行面都宽，让我既高兴又嫉妒……

今年的教师节到了。我默默地遥望长空，对在天堂的男唐老师送去我永远的感念。然后打开微信，对生活在老家的女唐老师发去一句话——

“唐老师，教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