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成博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出生于成都的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对自己的故乡无疑是爱得深沉的那个。近年来，他不断有关于钩沉老成都历史文化的著作推出。比如《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等等。
近日，王笛又一部聚焦老成都的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为民众写史”的王笛再次把焦点放到普通民众，跳出过去帝王将相、英雄精英的研究模式，写出了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
王笛主张历史写作也要有文学性，践行跨界写作，他的写作跨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并且他主张学术写作不应与大众阅读割裂开来。本书使用大量的文学作品，为以文证史做出了一个典范。茶铺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中心，一些以成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许多情节都发生在茶铺里。
王笛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现代小说以及成都竹枝词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王笛认为，历史非虚构写作的要义是——“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
王笛跳出学院派的死板的历史讨论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成都是个大茶铺，茶铺是个小成都”，本书发掘和讲述了近代成都和茶铺的故事。人们在茶铺会友、闲聊、看戏、听评书，茶铺就是他们的半个家，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许多人自己的住房狭小、简陋、阴暗，不是久留之地，那些在晚上耐不住寂寞的人，只好到茶铺找乐子。当社会动乱之时，茶铺也是人们逃避现实苦难的最佳场所，至少能在那里寻求一点安慰，或暂时忘掉现实生活中的苦痛。茶铺里，有竹椅、木桌、茶碗……人们在茶铺里，可以掏耳朵、算命、买卖货物、谈生意、打瞌睡、发呆、看街、打望女人、传播小道消息、谈论国事、找工作……林林总总，像是生动的日常生活影片。成都茶铺这种过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正是我们的传统，然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一天天消失。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历史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意义。
书中还展示了公共生活中的性别问题。从茶铺中看戏的女客以及女招待等的故事，可以看到近代女性所遭受的歧视以及她们的抗争。
茶铺是成都文化的代表，这是成都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
在国内外历史学界乃至文学界，王笛以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和创作负有盛名，他之前写作和出版的《袍哥》《茶馆》《街头文化》，在学界、普通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并成为国内多所大学师生所研讨的经典性文本。微观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个案，《那间街角的茶铺》连同王笛以往对成都茶馆的研究，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那间街角的茶铺》在王笛的写作序列中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王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阅读的尝试，在历史学和文学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认为，历史学中的文学性以及文学中的历史性，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走出象牙塔，用自己的写作践行“为民众写史”的使命，为大众提供发人深省的历史和文学读物。其实，王笛所有的学术创作也都不是艰涩难懂的，而是让人心神一新的，所以，他的这个写作转向也是必然。
对成都茶铺的研究，王笛前后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那间街角的茶铺》，是继《消失的古城》之后，王笛又一次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阅读的尝试。饱满、绵密、丰富的细节以及生动、流畅又节制的叙述，再加上客观、理性、多维的分析，使得这部作品形成了简净、清新又充满激情的文风。
茶铺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社会的多种样貌;或者是一扇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王笛追寻少年时代的艺术梦，亲绘插图，用视觉呈现成都茶铺印象。
精彩试读——
茶铺就是会客室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作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铺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铺里决定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成都仍保留了下来。世纪之交我做茶馆研究时，经常约一些长辈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要我去茶馆碰面。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铺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铺，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铺是个好地方。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tea-drinking saloons，直译为“茶吧”)比作“英国的酒吧”(public houses)，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
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当他的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铺去讨论解决办法。
成都茶铺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摆脱简陋住所、休闲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
茶馆太有吸引力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在上班时间也去茶馆喝茶，没想到被上司撞见而受到处罚。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据周止颖《新成都》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
茶客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在他们茶铺里的行为举止上。当经济恶化，顾客尽量少花钱。一次，一个人显得很有“派头”，为他人买了8碗茶，他的出手不凡使大家刮目相看，大多数人虽然也好面子，但也不敢轻易如此潇洒。
民间也流传不少关于茶馆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下面是一则收入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传说：
有个人喜欢摆阔，成都人称“绷面子”，如果恭维他富，他便喜形于色，反之则怒气冲冲。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茶客们都抱怨生活艰苦，每天只能泡菜下稀饭。他却说，“只怪你们不会过日子。我不但一天三顿白米干饭，而且顿顿都吃肉。”
别人不相信，他就撅起油得发亮的嘴唇，就像他刚刚吃过肉一样。不一会儿，他儿子冲进茶馆，焦急地大喊：“爸爸，你的那块肉遭猫偷吃了”。
他装着若无其事，一边给儿子使眼色，一边问儿子：“是偷吃三斤的那块?还是五斤的那块?”
儿子没明白父亲的暗示，回答说：“哪有三斤、五斤的肉啊!就是你留下来抹嘴皮子的那二两泡泡肉!”
那人气急了，打了他儿子一耳光，儿子大声哭道：“是猫偷的，又不是我偷的”。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为了面子，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最后丢人现眼。在我们的日常和政治生活中，为了面子丢了里子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面子文化”是非常害人害国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还经久不衰。
这件发生在茶馆的小事可以被认为是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公众”在茶馆既作为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
这类地方口头文学也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街头生活的特征。虽然这些故事可能经过了讲述者的渲染，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增加或改变细节，但这些故事所烘托的那种公共生活的生动气氛，却是真实可感的，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的喧嚣而又并不烦人的氛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