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主角名片：
何锟宇，生前任中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党总支统战委员、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优秀业务骨干和青年英才，长期坚守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第一线，曾参加或主持发掘成都金沙、茂县营盘山、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新津宝墩、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等重要遗址。参与发掘的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荣获“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共同主持的贵州招果洞遗址荣获“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12月29日，41岁的何锟宇因病逝世。
何锟宇
2021年12月27日，病床上的何锟宇强打精神看起了电视。正在播出的央视纪录片《蜀守冰》中，他多年的搭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唐淼正在讲述4000多年前，在成都平原宝墩古城繁衍生息的古人如何与洪水搏斗的历史。
何锟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宝墩，是他坚守奋斗了10多年的地方。借电视“穿越”遗址，何锟宇满脸欣慰。两天后，身患重疾的何锟宇带着他对宝墩、对考古的深切眷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走了，带着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带着对亲人和同事的眷恋，融入了湛蓝的天空，融入了考古的田野，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1岁。
何锟宇在进行考古发掘。
扎根一线 婉拒晋升：
“算算他的大女儿多少岁，他坚守宝墩就有多少年了”
初入考古领域的何锟宇是幸运的。2003年他从四川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毕业后，便进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6年以后，年纪轻轻的他就成为宝墩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
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宝墩古城遗址，享有“天府之根”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也被认为是其后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源头。宝墩古城曾获得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推进，沉寂了10多年的宝墩再次发掘。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司机徐龙参与了那次考古工作。据他回忆，那些年宝墩的冬天非常寒冷，清晨田野里总是浓雾弥漫，麦苗上凝结了一层白头霜。何锟宇冷得受不了时，会接过工人手里的钻探器钻上一阵子，让身体暖和起来。
在与当地人闲聊中，宝墩古城遗址附近那些被当地人叫作“游埂子”“石埂子”“狗儿墩”的高埂引起了何锟宇的注意。
考古人的直觉指引他去这些地方试掘看看。这一掘，何锟宇惊讶地发现这些高埂竟然都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夯筑城墙。这些如今被称为“宝墩古城遗址外城墙”的遗迹，直接将宝墩古城的面积从60万平方米扩展到276万平方米，宝墩古城也一跃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大古城之一。
宝墩古城外城墙。
“宝墩古城遗址外城墙的发现，是宝墩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研究三星堆文化的重要基础。”谈到何锟宇2009年的发现，四川省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这样评价。
但是在外城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宝墩的考古工作渐渐淡出公众视野，虽然每隔几年都有新的成果发布，但类似外城墙这样的震撼性成果却相对较少。
这时，一个离开宝墩一线的机会摆在何锟宇面前。2018年，成都博物馆需要一位负责学术科研的副馆长，既有考古一线工作经验，又有科研成果的何锟宇成为最佳人选。但是何锟宇短暂思考后，便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想留在最挚爱的地方——宝墩。
“宝墩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板块，而他对考古和田野非常热爱。他当时选择留下来，和他做事的方式有关。他是一个做事情有始有终的人，他肯定是想把宝墩的考古报告写出来，完成他对宝墩的使命。”唐淼说。
2012年，何锟宇在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在宝墩的那些年，何锟宇只做一件事——夜以继日地看资料、写报告，对考古发现展开充分研究。唐淼从2015年起与何锟宇一起进行宝墩考古发掘工作，“那时候我们在新津县城合租了一套房子，每天发掘结束他回去倒头就睡，睡到晚上9点过，他就起来开始做学术研究了。他喜欢搬一个小板凳，在客厅的茶几上工作，晚上总是工作到很晚，短睡几个小时后，第二天早上5点又起床开始做研究，他的那些论文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写出来的。”
投身考古工作的18年里，何锟宇始终保持着对考古的热情。成都金沙、茂县营盘山、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新津宝墩、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他的身影出现在西南地区众多考古发掘现场，不断创造新的考古成果。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他只有很少的时间能够陪伴家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现在还记得，重启宝墩古城遗址发掘工作那年，何锟宇的大女儿刚刚降生，当时的何锟宇白天发掘，晚上探讨，经常十天半月也顾不上回家。有一次左志强和何锟宇一起回家，“他夫人抱着大女儿下楼来接他，孩子把头转向一边，都不搭理他。”左志强说，“算算他的大女儿多少岁，他坚守宝墩就有多少年了。”
无私奉献 培养新人：
“我感觉他就是我身后的一棵大树”
在师友和同事们的印象中，何锟宇除了痴迷于考古，还是一个将奉献真正融入工作和生活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常怀颖至今仍然记得，何锟宇到北大读硕士时，主动为四川大学复印了很多考古报告，“当时我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资料室兼职做资料室管理员，那时候查阅资料不像现在这样便利，而母校考古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也并不完备。”
当时，何锟宇发现北大拥有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于是，两个人在聊天中萌生了通过复印的方式，将北大有而川大没有的资料复印寄回，帮助川大考古系资料室配齐资料的想法。“那时锟宇因为是在职攻读，很长时间并没有住在北大校内，但他仍然想办法，借出书刊，找开复印店的湖南老乡帮忙复印，然后寄回川大给我。如此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等我去北大念书，他把接力棒交给我，介绍我去找熟识的复印店老板那里继续复印。”
何锟宇在考古发掘现场。
令常怀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2005年春天两人到北京琉璃厂购书的经历。“几个书店逛下来，我们带去的购书款都用光了，他找了银行去取钱，又帮我一趟趟打车把整整17箱书运到朝阳门大件包裹业务厅，帮我填单子，打包寄回成都。晚上回到北大，我们都很疲劳。他却说，值得，后边的娃娃们不会喊没书看了。”常怀颖表示，“锟宇做这些事情，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甚至院系领导都不知道。锟宇这样做，是他心系母校的自然表现。”
何锟宇的乐于助人，也体现在招果洞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回忆，2016年3月，他与何锟宇、朱梅一起到位于贵安新区的招果寨做洞穴遗址调查，听老乡说起山上有个“牛洞”，当时春生草长，他们用砍刀劈出了一条路，才找到了这个洞穴。“第二天，我们会同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教授再次前往，将洞穴整理了一下，仔细查看了洞内扰坑的断面，断定这个洞穴有发掘价值。何锟宇提出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空间考古多学科联合参与的考古发掘方案。”
尤其令张兴龙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进招果洞、看到洞内堆积时，何锟宇对他说：“‘兴龙啊，这个洞太好了，要不还是你自己挖吧。’我当然不能同意，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何锟宇真的是一个非常为别人着想的人。”
何锟宇尤其愿意给新人机会。唐淼至今非常感激何锟宇，因为正是经由何锟宇提议，刚到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唐淼，得以参与到宝墩古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中。“他愿意培养新人，我只要取得成绩，他就很高兴。从2017年开始，他就退到后面，让我放手去做，他给我指点。有专家来参观，也是让我出面讲解，我现在的表达能力，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我感觉他就是我身后的一棵大树。”
何锟宇逝世后，他的师友和同事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伙伴而惋惜，“锟宇走了，他心心念念仍然放不下的，还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宝墩报告整理，贵州洞穴发掘区的地层划分有没有统好。这是他的遗憾，但更是他责任的体现。以他做事的认真和细致，他所留下的学术信息，一定能由后来的同事帮他整理完成，必然不会留下遗憾。”
成都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的院子里，何锟宇的同事们为纪念他而种下的香樟树。
今年1月，在何锟宇倾注了最多心血守护的地方——成都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的院子里，同事们种下了一棵2米多高的香樟树，树下埋着一把考古手铲。大家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这位早逝的考古人。
晚春时节，小树发出了新芽。
“他让我们自己打制石器来宰羊”
何锟宇热衷考古，也善于从枯燥的日常考古工作中创造乐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黄明曾与何锟宇一起参加贵州招果洞遗址的考古发掘。据他回忆，招果洞遗址刚开始发掘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当地的菜都是用糟辣椒炒的，队员们吃不惯，厕所是旱厕，也没有洗澡的地方。好处就是雨后清晨，山上经常冒出一朵朵蘑菇，牛肝菌遍地都是。
于是，何锟宇带领大家下班后漫山遍野地挖春笋，采蘑菇，掰椿芽，挖蕨菜;下河抓龙虾、逮鱼，“何锟宇在工地上隔三岔五就会设法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后来还从成都买回了火锅料，在工地上吃上了冒菜。”
在宝墩，何锟宇也不断给身边的伙伴们带去乐趣。曾经到宝墩参加田野实习的吴鹏记得，2013年冬天，他和22名四川大学本科生来到宝墩，何锟宇是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冬至那天，工地上买回半头羊，“他让我们自己打制石器来宰羊，这活儿太难了!打制石器，我平时也练过，在河滩上捡砾石，摔、捶、磨……如果能打出比较锋利的刃口，就可以当作刀具使用。”
学生们齐心协力制作打制石器，终于把羊肉吃到嘴里，烧烤、熬汤、烹炒……下班以后，23个学生在工地上度过了一个无比快乐的冬至节。吴鹏觉得，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原始社会的人们制造和利用工具的过程，也留下了让他们多年以后依旧印象深刻的一顿美餐。
“何锟宇有很强的综合协调能力，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善于调节气氛，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充满乐趣。”曾参加过宝墩遗址夜间联欢会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颖东这样评价作为考古领队的何锟宇。
